组，当前一波蛙音未落，后一浪紧跟其后，此起彼伏，全神贯注谱写节奏感强烈的生命乐章。每一年的蛙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每一天的蛙也会有所变化（被蛇吞掉或者自然死亡），然而这乐曲却是千古不变的。很少听到一只蛙单独的叫声，除非是遇到紧急情况或者求偶时，而那叫声毫无美感和力量。算起来，有年头儿没听过蛙叫了，我是说真正的合唱。童年，当我想起这两个字时我才发现它成为过去已是那么久远的事了，连回忆也要触景才能生情，对着液晶显示器和高楼大厦联想到童年蛙声的人不是精神病就是傻瓜。我是认识到现实后努力奔小康的芸芸众生之一，因此只有在时间地点都合适时才能想起童年。儿时的蛙声完全是无忧无虑生活的衬托，属于可有可无不被注意的摆设。在我们乡下，除了自然课上老师叫它青蛙外，它有另外统一的名字——蛤蟆。据我所知，我们所说的蛤蟆并不包括蟾蜍，因为属于它专有的名字是癞蛤蟆。青蛙湿润光滑的多彩外衣以及炯炯的眼神让我们觉得那句骂人的俗语里所说的癞蛤蟆专指疙疙瘩瘩的蟾蜍，青蛙并不列入其中。当村里人还种稻子的时候，青蛙比比皆是。那年头雨水多，水草丰盛，常年沟满壕平，给青蛙提供了栖息和繁殖的优良环境。河边玉米地苇塘边渠沟草地里甚至庭院的草丛随处可见青蛙敏捷而利索的弹跳身影。孩子们捉青蛙除了好奇可能只是出于无聊。一般情况下，捉青蛙的成功机率在30到50，一逮就中的是极少数。人的身手实在没有青蛙迅速，很多时候，追了半天，它们却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或者跳入茂盛的草丛，难觅踪影。当我们玩腻时，就会随手放掉，大人们也是赞成我们放生的。他们也知道青蛙是益虫，是人类的好朋友，不应该伤害。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一度盛行的大规模捕蛙行动还是开始了。那时候，我应该是三四年级的样子，贪玩的年纪却不合群，暑假里喜欢赶着一群鸭子在大坝上悠哉游哉。再平常不过的一个夏日早晨，我从床上爬起来，趿拉上凉鞋剪成的拖鞋，脸也不洗，直奔鸭圈。二十多只鸭子呼扇着翅膀，不住地把它们的脑袋往地上点，像鸡啄米但嘴巴始终和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们知道我要带它们去河里游泳，在岸边捉蚂蚱当作早餐，高兴地一刻也等不了。我打开圈门，像一大朵白云做超低空飞行从我跟前飘过一般，拥挤着走过大门，径直朝着河边走去，身后翻腾起片片羽毛。平时它们经过桥脖子会一窝蜂跑向河边，而那天它们全部聚集在桥头争抢着什么东西。我猜到一定是发现好吃的食物了，可能是瘸拐张把卖不了的臭鱼倒在了桥头，它们闻见腥味是会连命都不要的。当我走到跟前一看，根本不是什么臭鱼，它们正在艰难吞下去的是一只只青蛙。我奇怪了，青蛙怎么不蹦呢，看起来是活的，眼珠还在转呢，不行，我得看看。我轰走了那群鸭子，它们不情愿且恋恋不舍地往河边走去，还不时地停下来回头张望，我把高粱秆挥来挥去，它们才死心了。眼前是一堆青蛙，估摸着得有三四十只，它们叠罗汉似的攒成一堆，周围的草叶包括它们的身上血呼拉的看着吓人。我知道它们为什么不跳，而是静静等着鸭子来吞掉它们，我差一点叫出声，实在是太大的震撼了。原来它们的后腿全部不见了，后来我才知道是被收购蛙腿的人用剪刀剪掉了。在这之前，我从没见过如此惨无人道的场面，我心里骂着那些人残忍。不敢再看眼前的这群蛙，它们的眼睛一律充满哀怨可怜，在我看来却有着索命的气焰，我扭过头，跑开了。从此，我放鸭子也不再去那里了，后来发展到竟然有意避开那个桥头。终究还是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因为村里的壮丁差不多都加入了“照蛤蟆”的队伍。之所以是“照”而非“罩”是因为他们行动用的主要工具不是网，而是手电筒。据说，蛙们夜里眼睛是盲的，只要光束照到它们，那就跑不了，捕蛙者用前端装好钢针的棍子扎住青蛙的脑袋，轻而易举放入编织袋。每至吃过晚饭，暮色四合，捕蛙队伍便出发了，他们腰间挎着装了十多节电池的手电筒，手里抓着特殊工具。最初还是成群骑自行车，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开着三轮机动车到较远的地方捕捉，因为附近的青蛙差不多只剩下不符合收蛙人标准的小青蛙了。收蛙人多是县里的饭店负责人，也有少数倒手的中间商，他们说，城里人喜欢这道菜。由于利益实在丰厚，每个晚上差不多都能赚上十块钱，所以几乎有青蛙的地方就有捉蛙的队伍。那段时间，一度没有了蛙声，每个夏夜死气沉沉，村庄空寂得像坟场。后来就有人举报，禁止捕蛙的法规便马上颁布下来，夜里也有了巡逻的人。曾经有人被捉住，大盖帽问他蛙肉好吃吗？他说，没吃过。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每个捕蛙人都不曾尝过蛙肉的味道，因此光抓捕蛙人是不够的，罪魁祸首应该是第一个吃蛙肉的人。捕蛙事件过后，蛙声便一蹶不振。当然除了人为原因外还有主要的环境因素，华北平原连续几年干旱，连镇上最深的河流都已见底好几年，何况是星罗棋布的浅浅沟渠。那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了，为了庄稼能够正常成长，父辈们不得不打井，买泵，适时灌溉农田里的玉米、小麦、高粱和大豆。水稻是早就不种了，没有了水，青蛙就像水稻一样差不多绝迹了，而人们渐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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