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指着阿德被削掉的半只耳朵，巧舌如簧，认为在那样极端危险的情境下，阿德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侵害，不采用暴力手段便不足以制止杨有禄的罪行，因此阿德的行为连防卫过当都够不上，不用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果然上午抓，下午就放了。
杨有禄早年丧妻，独自抚养女儿长大，而唯一的女儿此刻也还躺在医院里，医生无法联系上他的其他亲人，只从杨有禄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折叠整齐的、染着血的外卖单页，于是他拨打了上头那个电话。
检察官盛宁的电话。
杨彩诗刚刚摘除了子宫和卵巢，还不能下地，但听见了护士间的窃窃私语，于是又挣扎着爬了起来。护士们一把擒不住这个病弱的女孩，只能看着她光着脚，疯疯癫癫、踉踉跄跄地跑在了医院的走廊里。
在另一层楼的病房门口，杨彩诗见到了昏迷不醒、血肉模糊的杨有禄。她听医生说，她父亲肋骨骨折合并叶肺挫裂伤，同时存在胸腔积液和气胸的并发症，还有鼻骨粉碎性骨折，额骨粉碎性骨折，累及眼眶、颅底……医生不断往外冒一些专业的伤害术语，听得杨彩诗不禁一愣一愣地想，这能是被人打的吗，这该是被车撞了吧？
和她父亲看到她受伤害时的状态一样，她感到天塌地陷，感到这个世间再无一丝光与暖。她软倒在地，熔尽的烛一般，放声痛哭。
痛哭中，杨彩诗听见身后有人靠近的声音。她回过头，仰起脸，透过朦胧泪眼，看见了上回见过一面的那位检察官。他也同样垂目看着她。他的眼眶微微泛红，可能也噙了一点泪，这种悲伤恻隐的眼神令他看来性别模糊，像悯人的仙子。
这个眼神给了杨彩诗最后一丝希望，她终于决定为自己、为父亲反抗一回。她努力地支撑自己站起来，流着怎么也忍不住、流不尽的泪，说：检察官同志，我要报案。
和专案组推断的还不完全一样，这个可怜的女孩既不贪恋美丽，也不妄图成名，她只是体恤年迈辛劳的老父，想靠拍广告照片赚一点钱补贴家用。头两次拍照，确实挣到了一笔钱，而这笔钱也让她渐渐卸下了心防。然后在第三次拍照的时候，她喝下了一杯拍摄者递来的花茶，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待她醒来以后，发现不该发生的一切都发生了，甚至还被阿德他们拍下了过程中的视频和照片。奇怪的是，她明明早已不省人事，可这些照片却显示出她的意识是清醒的，是她自己做出了种种匪夷所思的下流动作。
“阿德他们拿这些照片要挟我，让我去小梅楼‘接待’一些他们重要的客人，他说，如果我不听话就把这些照片散布到我的学校去，还说如果我敢报警就杀了我爸爸……”
在极端的恐惧、羞耻与无助下，她只能顺从阿德，乖乖就范；而在第一次来了月经后，她又被阿德带去了一家叫臻雅的医美妇科机构，被迫安置了节育环。
女孩的遭遇听得两人都心情沉重，默了半晌，蒋贺之才拿出了一张照片——这是他从市政府门户网站上直接扒下来的，洸州市领导班子的集体合影。他指了指照片上一脸憨笑的沙怀礼，问：“你说你‘接待’过一些重要的客人，其中有这个人吗？”
病床上的杨彩诗虚弱地摇了摇头，表示，没见过。
蒋贺之暗吁了一口气。他虽不喜老沙的鸵鸟作风，但这段日子的接触也令他发觉老沙并未完全泯灭天良，他不希望自己看走了眼。
想了想，他又指了指照片上的李乃军，问：“这个人呢？”
杨彩诗仍是摇头。
“那些曾经侵犯过你、伤害过你的人，在这张照片上吗？”问出这句话的盛宁其实是忐忑的，如果那人真在这张照片上，他没有把握自己能将对方拉下马来——即使以玉石俱焚的姿态。
而在他心神不宁间，杨彩诗已经点头了。
蒋贺之与盛宁同时紧张起来：“谁？”
在一众西装革履、眉慈目善的男人中，杨彩诗准确指认了段长天。
杨彩诗不愿出镜，蒋贺之便只开了录音，让她详细讲述了自己被胁迫、被侵犯的经过。然而眼下她的身体极度虚弱，没说一会儿话就面色青白，喘息急促，被医生要求着休息了。
两人告别女孩，离开医院。坐在车上，蒋贺之问盛宁：“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盛宁没出声。
“她看上去很不好，我建议，无论下一步打算怎么做，都得等她身体好些再说。”为免阿德再生事端，蒋贺之顾自说下去，“洸博会还没结束，公安这边调不出人手保护他们父女俩的安全，我打算安排晶臣的保镖守在这里。”
盛宁还是没出声。
“我们根据佟检提供的线索，又找到了两个可能与彩诗遭遇相同的女孩儿，如果她们都能站出来指证阿德，彩诗的证言就不再是孤证，也就没有‘孤证不能定案’这个说法了。可别说说服她们出来作证，就连见面聊两句都很难，她们和她们的家人一听说来人是警察，就立即紧闭大门，哭叫着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蒋贺之轻轻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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