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就近解决的方式。这几个衙门将决定台湾移民开发过程中九成以上的事务，同时也将决定台湾岛的海汉殖民地是否进行对外招商、何时开始招商，以及招商中条条款款之类的细节问题。
按照一般的办事流程来说，澎湖基地那边和荷兰人签署了协议，就意味着基本扫清了海汉登陆台湾岛的主要障碍，而接下来各部门便会就建设殖民点的后续步骤开始沟通，指定相应的计划。不过这其中需要做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要走到招商这一步，一个月的时间都算很快了。如果涉及到一些农业项目的开发，很有可能还得让农业部派去过去实地考察之后才能制定相应的规划，接下来才能对外招商。
不过李奈的突然到来着实打乱了这种按部就班的工作安排，因为海汉本来的确是打算要在台湾岛开发的过程中采取一些新的做法。
在过去的招商项目操作过程中，地方主义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大部分项目都会优先或者有意识地照顾本地投资商，比如海南岛本地开发的种植园项目，投资商主要是以海南本地和广东出身居多，而在安南修建的海港则是首先要顾及安南达官显贵们的投资需求，其次才是分配给大明商人的份额。类似福瑞丰、许心素这样的区域大代理商，对于外地客商在本地项目中的介入就更加警惕，一般都会要求海汉的招商措施对外地竞争对手施加种种限制，以保护本地商人的利益。
这种状况当然并不是施耐德心目中理想的商业形态，虽然海汉推广的商业是以区域代理商为基础，但目的是能够将更多地方的资源分配利用的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上，这就需要更多的跨区域商业流通活动。要达成这个目标，就需要建设更多的中立自由贸易港，但现有的港口往往都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地方主义干扰，并不能达成施耐德的构想。
不管海汉将港口设在香港还是澎湖，这种干扰和影响都是难以避免的，但安不纳岛的操作过程给商务部带来了新的启示，类似这种从对手手里夺来的领地，或者说是无主之地，开发过程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界干扰，不管是安南、大明还是来自其他地方的投资商，都会更好地遵循海汉所规定的游戏规则，以更为公平的方式参与开发和竞争。
但安不纳岛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短板，就是当地没有良好的港口条件，不可能成为南海中的大贸易港，顶破天也就是一处海上中转站和盛产热带作物的大型种植园。而相比之下台湾岛这个地方条件就好多了，虽然有土著也有外来殖民者，但在今时今日的海汉眼中，这里就是一块开发潜力巨大的无主之地。
不管是财大气粗的广东商界，还是在福建只手遮天的许氏利益集团，对于台湾岛都没有任何的直接影响力。这就意味着海汉在台湾岛所建立的港口和其他产业，不需要再照顾任何人的情绪，可以完全按照海汉执委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施耐德领导的海汉商务部的规划来一点点实现——前提是海汉能够在公开相关消息之前把该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
但如果有人像李奈这样注意到了某些细微的动向，提前察觉了海汉在当地的谋划，那么事情的走向很可能会发生改变。钱天敦第一次率部考察浊水溪流域的时候，就已经是以秘密任务的方式在进行，为的便是防止福建军方过早发现了海汉的意图。而之后第二次前往台湾西海岸，钱天敦也是打着海上训练的名义带着舰队出海，而且连一个隶属于大明的培训人员都没有带上。至于与荷兰代表菲利普的前后几次接触，以及后来与东印度公司大员长官汉斯在大员港外签署的条约，也统统都被列为最高机密，所有知悉内情的军方人员都被下了封口令。
之所以军方要如此谨慎，主要还是担心让许心素提前得到消息，而以他的风格，八成都会向海汉提出直接参与开发过程——就如同之前介入澎湖的开发建设一样。
五月澎湖战役结束之后，许心素就主动向海汉表示了可以派出大量的劳工到澎湖协助海汉修筑港口和其他基建设施，并且当地所需的物资也可以就近从漳州泉州运送过来。至于说海汉所缺乏的运力，许心素也表示可以一力解决。当然了，这样的协助并不是无条件提供的，毕竟海汉出兵驱逐十八芝的交换条件是澎湖的治理权，在此之后的事情福建官方并没有义务承担。
许心素给海汉开出的条件，那就是在澎湖的排他经营条款，即福建之外的商家要在当地设置专属码头、商栈等设施，除了要征得海汉的同意之外，也需同时获得福建官府的许可。这也就意味着类似福瑞丰这样的外地海商虽然可以在澎湖停泊补给甚至进行交易，但却不能在当地拥有长期的经营机构，只能一直充当过路客而无法成为坐商，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外地商人的竞争力。
当时海汉执委会为了能够迅速稳固澎湖这处前哨基地，省下初期建设所需的时间和费用，便答应了许心素开出的交换条件。所以虽然福建官府在澎湖当地已经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力可言，但这些条件却是白纸黑字写入了双方的合作协议当中，至少短期内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但台湾岛是个法外之地，如果没有一些保护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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